看了4月4日《南方都市报》，我才知道广州广园东路、濂泉路附近，有个前国民政府新一军阵亡将士公墓。名将孙立人所部新一军，当年远征印缅阻击日军，作战勇悍，伤亡惨烈，为中国抗战史上最具光彩的事迹之一。但到如今，原来占地七万多平方米的公墓，已被破坏侵削殆尽，残存的纪念塔已划入某单位大院内，而纪念塔正面更被一家酒店完全遮蔽。
为什么我们的集体记忆，对于千万先烈英灵，会如此健忘？近日武汉大学樱花盛开，因这些樱花主要是沦陷时期由日本人所种植，便引发了"是耻不是花"的争议，甚至被认为应当毁其树以除国耻。
仇日而及于樱花——对一个国族的仇恨，竟转嫁为一种植物的厌恶。这类似于民间流传的巫术性心理。近日翻阅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《中国游记》，其中写道他在中国看到樱花时，在沪日本人的欣喜之情。对日本人而言，在异国土地见到故乡的樱花，不过是爱国怀乡之情的自然流露。
我们不正是由于自己的爱国之情，才仇视侵略者的吗？抗战后期，美军轰炸日本本土时，建筑史家梁思成——他的妻弟作为飞行员死于对日空战——却建议保护奈良古城，"建筑是社会的缩影，民族的象征，但绝不是某一民族的，而是全人类的结晶。"
在国恨家仇的年代，梁思成能为日本人保存历史文化名城；而在和平年代，我们竟然容不下几棵无辜的樱花？二万七千死士的英魂无处安放，却要为几株花木大动肝火。这样的反差，值得我们深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