目前，我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的化肥生产国和消费国。尽管耕地面积还不到全世界总量的10％，但我国的化肥施用量却接近世界总量的1/3，施用强度居全球第四。
过量施肥，蔬菜、水果的口感和品质会变差，而且在土壤和水体中还会残留有害物质。在很多地方，即使大幅度增加化肥投入量，收成也不会提高。既然经济上已经得不偿失，为什么精明节俭的农民还要不断增加化肥的投入呢？
张林秀原以为，有关过量施肥的论文和资料浩如烟海，这个最基本的问题肯定被很多人仔细研究过了。然而检索的结果让她大为惊讶：在此之前，居然没有人从经济学的角度定量地研究和分析过量施肥的动因。
“以前，有人用分省、分县资料做过施肥水平的研究，但那些都是宏观的数据，解释不了微观的行为——行为是个体的，每家每户都不一样；综合以后，很多个体的信息就被淹没了。”张林秀深感单纯从科学技术角度理解农田过量施肥的局限性，“自然科学可以了解现象，但解释不了导致这些现象的人类行为。要干涉人的行为，就要知道现象背后的原因，这样才有针对性。”
就这样，“我国主要区域肥料使用行为的经济和政策驱动因素”成了中国科学院的一项重大创新课题。
不问不知道，一问吓一跳
课题组的工作从大范围的调查开始。
在这份16页的入户调查表上一共有1500多个空格，全靠调查人员挨家挨户口头问询之后逐格填充。
“最近一次接受农技培训的时间？”“上过几年学？”“你家有人从事非农职业吗？”“是否从个体代销点买过化肥？”“最近5年来的水灾次数？”“你认为施用化肥会导致环境污染吗？”看似毫无联系的问题，其实逻辑关系非常紧密。在张林秀看来，农技推广、受教育程度、化肥质量、自然灾害等都可能与过量施肥有关，“因为进城务工，没有时间像以往一样精耕细作，所以大量施肥补偿，也可能造成过量施肥。”这些假设，都要靠详细的面对面问答才能证实。
一些农民的回答，也许会让张林秀记一辈子：“农药打多了当然污染，化肥怎么会呢？不会的，不会的！”10个县调查下来，很多农民甚至不知道施肥还有“过量”一说。
惟恐施肥不足影响收成
过去几十年，农业革命始终贯穿“高投入高产出”的技术理念。“从绿色革命开始，很多新品种都是靠化肥‘堆’出来的。农民发现增加化肥用量就能增加单产和收入，而农技推广人员和官员的主要目标，就是如何让农民多用化肥。”这种观念在农民心中根深蒂固，至今挥之不去。
调查前，有人以为现在农民不爱施有机肥了，“可是后来我去的大多数地区，农民都在施农家肥。但他们即使施用了农家肥，化肥的量也一点不减。这是典型的‘风险规避型’经营方式，惟恐施肥不足影响收成。”
化肥不像农药，可以统一标明用量和施用的时间，因为土壤肥力千差万别。另一方面，“由于普遍不了解土地肥力，农民不知道该施多少肥。而国家土壤普查得到的数据多用于科研，很少反馈给基层农民。”张林秀对此十分感慨。
专家手把手教“减肥”
在广东、湖北等地，课题组做了一项重要的试验。
研究人员让农民自愿选择：是在专家手把手教的情况下减少化肥用量，或经过课堂培训“减肥”，还是观察别人试验效果后再决定如何采取行动。
结果，那些专家手把手教的农户减少了30％的化肥用量，水稻产量并未减少。而经过课堂培训的农户化肥减少了14％。这个试验轰动了当地，大家纷纷要求专家到自己的地里去“上课”。
“由此看来，农民急需这种形式的技术指导。”张林秀说，“可是哪有这么多专家？最主要的还得靠农技推广人员。”
而现实的情况是，许多农技人员纷纷转行，离开了农技推广一线。即便有留下的，要么自身的知识就需要更新，改变过去“多施肥多收成”的老观念；要么必须将公益服务与经济创收分开，“因为他们一旦兼负卖农资种子的任务，就不会主动去做‘减肥’的工作了。”
“减肥”实际上不简单
解决过量施肥的问题，是一项系统工程。
“首先，你得让农民相信，减少化肥使用量不会减产。这需要正确有效的信息传递。”张林秀认为，开展新一轮全国土壤普查工作十分重要，然后应该将这些信息以农民能够接受的方式传递给他们。
应该采取紧急行动加强推广体系建设，改进对农民的技术服务支持。为避免商业利益的干扰，应将农业技术推广与化肥、农药经销分离。“提高推广人员的技能也非常重要。与此同时，还要通过农民专业技术组织促进农业生产技术推广，拓宽农民的培训方式。”张林秀说。
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，课题组建议适时开展土地的规模经营，发展农业种植业专业户，强调合理施肥技术和新型肥料的应用，降低施肥成本，提高种植业效益。同时，注重利用专业户做科技知识的传播和推广的工作。
给农田“减肥”，看来还真不是件简单的事。
